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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佛教最先傳入海南島

        發布者:      來源:南海佛教網 

          

         

         

           中國的戰國時代,天下分為九個州。九州所管轄的地區,紛紛向中原統治政權,進貢自己地域內的珍貴物產。這一年,來自南方島嶼的夷人,穿著花花綠綠的衣服,向中原呈獻五色的織品。這種稀世珍品,引起了眾人的驚嘆:“太美了,這是什么?是哪里呈貢的?”


            在《尚書·禹貢》里,對此事是這樣記載的:“島夷卉服,厥篚織貝”。


        一、“島夷卉服”是哪里?


            《尚書·禹貢》是后人假托大禹治水的故事所寫的記述古代地理物產的著作。“島夷”在哪里?“卉服”又是何物?書中沒有詳細的表述,只說這種“織貝”由揚州所轄的島夷所獻。


            揚州,作為戰國時代的九州之一,管轄的地域極為廣闊,遠及廣東廣西的海域,以及附近島嶼。胡謂在《禹貢錐指》中指出,“揚之貢,在南者”,也就是說揚州的島夷,是在南者。而從地理上說,海南正位居揚州之南,屬于揚州管轄之內。


            有人親眼見過“島夷卉服”,是誰呢?就是蘇東坡的兒子蘇過。蘇東坡謫貶海南時,蘇過隨父親在海南生活了幾年,后來在其文章《斜川集》中寫道:“居島夷,其民卉服鼻飲”,又說“島夷績草木為服,如今吉貝木棉之類”。蘇過用自己的生活親歷告訴我們,島夷,就是海南,卉服,就是以吉貝木棉之類織成的花衣服。

         
            “織貝”,是印度梵語“木棉”的音譯,也翻譯成“吉貝”,佛經中還將“木棉”翻譯為“劫貝”。 所以,織貝、吉貝、劫貝,三者通用。有文章這樣定義織貝:“染其絲五色,織之成文者,曰織貝”。 黎族的吉貝布,正是以棉花紡織而成的。宋代的方勺,曾詳細記載了黎族紡織吉貝的情況,其所描述的,與《禹貢》文獻所說的織貝,不僅名稱一樣,紡織方法也很一致。


            至于“厥篚織貝”,胡謂做這樣的解釋:“南夷木棉之精好者謂之吉貝,海南之夷人以卉服來貢,而織貝之精者,則入篚焉”。也就是說,南方島國的人,把用木棉做成的最好的織貝,裝入框里,進貢中原。

         
        二、“吉貝”來自何方?  


            我們知道了“島夷卉服”是海南島,那么“織貝”(或吉貝),是海南當地物產呢,還是從哪里引進的?


            翻閱中國古代文獻,記載海外“吉貝”的很多。如李延壽《南史·夷貊上》:“林邑國出吉貝,吉貝者,樹名也,如鵝毛”。而記載國內“吉貝”的很少,且集中在海南島。如樂史《太平寰宇記 嶺南道十三》:“瓊州出煎沉,黃熟等香,蘇密蠟,吉貝布”。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:“黎---衣裙皆五色吉貝”。方勺的《泊宅編》:“(黎族)婦女采(木棉)實,取其棉,----織而為布,名曰吉貝”。


            分析文獻后發現一個規律,在唐宋之前,“吉貝”僅僅見于反映印度和東南亞諸國的文獻中,我國文獻明確記載有吉貝的,宋代之前,都在海南島。這就說明了,唐宋之前我國大陸尚沒有吉貝,但是海南島卻早在戰國時代就有了,《禹貢》即是一種記載證明。


            雖然根據文獻記載,海南島有吉貝的歷史長達2000年,但此物應該不是海南島的自產,而是從印度或東南亞傳入的。理由之一,棉紡起源于印度和巴基斯坦,目前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棉織品,仍是1929 年在巴基斯坦境內發現的距今5000多年的棉布。而印度有木棉,又掌握棉織技術,以木棉織布自然很早。理由之二,黎族至今稱呼木棉樹為“蛤”,木棉花為“貝”,其發音與印度語“吉貝、劫貝” 相同。理由之三,海南文化習俗與印度等東南亞文化習俗相同,如嚼檳榔、公房、干欄建筑等。 相同的習俗文化,證明了兩地之間的文化交流,古已有之,歷史悠久。


            據此,我們做出如下推導:吉貝(織貝)先從印度(或東南亞)傳入海南島,再由海南黎族入貢給中原,這一點被史籍記載下來,由于此物頗受歡迎,東南亞諸國陸續將織貝(吉貝)入貢中原,直到宋代,織貝(吉貝)才慢慢傳入大陸南方地區。

         
        三、吉貝的傳播路線


            吉貝從印度(或東南亞)傳入海南,再傳入中國南方地區后,并沒有停止傳播的腳步,繼續向東傳播到了日本。陳壽《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》,描述了日本有吉貝(木棉)的情形,“以木棉招頭”。又說到日本與海南的穿著和用相似,“所有無與儋耳、珠崖同”。這可以證明“吉貝”確實從中國傳到了日本。


            因而,我們可以大略勾勒出吉貝的傳播路線:戰國之前,從印度傳播到東南亞;戰國時期,從印度或東南亞傳播到海南島;戰國至宋代期間,從海南島或從東南亞傳播到中國南方地區;宋代之后,從中國南方地區傳播到日本。


            讓人驚喜的是,印度佛教傳入中國時,早期佛像的南傳系統,于漢代至兩晉期間,也是沿著“中印度—東南亞---中國南方---日本”這條線路傳播。佛像南傳系統,與吉貝傳播線路,不僅傳播路線相似,時間也大體相近。


            于是,我們可以把這樣的兩條傳播路線,拿來互相印證,互相佐證,以彌補資料的不足。而吉貝的傳播路線,對于佛教海上傳播以及佛教初傳的研究,開啟了一條新的思路。如《南齊書·東南夷傳》就記載有永平二年,扶南國進貢“吉貝”,這次進貢就是從海路登陸廣州而進入中國大陸的。真正讓我們振奮的疑問是:佛教的傳播路線,是不是也走了“吉貝”的傳播路線?


            四、動物造像的佐證


            除了吉貝傳播路線的印證外,出土的胡傭和西域動物造像,也是一個重要佐證。


            古人的航海能力不可低估。我國南方與西域濱海地區的交往,海路一直是人們既安全又便捷的選擇。因為陸路交通不僅比海路多出幾倍的路程,更有崇山峻嶺的阻隔,惡劣自然環境與毒蛇猛獸的威脅,加上政治制度民族習俗等的制約,使陸路交通艱難萬險。而海路唯一的風險是臺風,但臺風有季節性,只要認識和掌握規律,就安全得多。


            我國東南沿海與西域濱海地區,通過海路交往的歷史應該很久遠,東南地區漢墓出土的西域胡傭,和漢代石刻造像,正是這一歷史的忠實記錄。如廣州地區西漢末期和東漢墓葬中的裸體胡傭,頭頂上或手上托一個缽,具有印度北部的習俗特征,顯然來自印度的恒河流域。


            東南地區遺存的大量西域動物造像,顯示著西域文化的輸入。班固的《西都賦》,描繪了西域諸國向中原朝貢的動物:在長安西郊的苑囿里,“有九真之麟,黃支之犀”,“越巨海,至于三萬里”。班固所描繪的,與東南地區遺存的漢代西域動物造像完全吻合,這說明苑囿中的動物,大多是“越巨海”而來的。又如西漢晚期,印度南部的黃支國,遣使向漢朝“獻生犀牛”,這種重達2噸的巨獸,只能通過海路運輸到漢地。后來在東南地區漢代畫像石刻中,發現不少犀牛的形象。


            可以肯定的是,自公元前2世紀開始,西域一些大型動物,經海路輸入了中原。對此,我們更關心的是,除了動物的輸入外,是不是還有佛教文化的輸入?而經海路傳入的佛教文化,在進入中國時,第一站就是海南島。


        五、口口相傳的佛教


            在佛教傳入中國的研究中,學界一直只重視文獻記載和直接物證,從而得出最早從陸路傳入的結論。


            其實,佛教在早期傳播中,并沒有佛經、佛像、佛寺,僅僅依靠口口相傳。那種以佛經、佛像為標志來判斷佛教傳播的研究方法,是不是本身就違反了佛教發展的客觀規律?


            而且,史官寫作的所謂“正史”,只側重記載朝廷的軍政大事,發生于民間的生活瑣事,很難被記錄在“史籍”“文獻”之中。至于邊遠地區的“島夷”之事,也許只作為茶余飯后的消遣,偶然提及吧。


            佛教傳播史的規律又提醒我們,佛教最初沿海路傳入我國東南地區時,開始只在民間傳播流行,到后來引起朝廷的注意,并對朝廷產生影響作用,那已經是幾個世紀以后的事情了。


            總之,既然佛教口口相傳的核心是傳播“觀念”,其文化載體就是“人”。所以,判斷佛教初傳中國的標準,應該是早期來華傳播“觀念”的僧人。如前所述,海路交通早于陸路交通,最早來華的僧人,一定是沿著海路進入中國的。


            而海上中國的門戶,就是海南島。
    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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